不同疾病的病人是否存在不同的应对策略，不同的应对策略是否影响疾病的进程。有关这些问题显然是心身医学所感兴趣的。Feifel H等编制的医学应对问卷(Medical Coping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是为数有限的专用于病人的应对量表，国内初步将其试用于癌症、手术、慢性肝炎和妇科病人，显示有一定的分析意义。该问卷简明、扼要，所包含的三类应对策略—“面对（或斗争）”、“回避”和“屈服（或接受）’’符合人们面临危险事件时的基本反应方式，也容易解释。

但是，由于应对是多维度的概念，应对方式又受个体本身，事件性质，周围环境等多因素制约，故MCMQ在上述国内不同样本中通过因素筛选形成的分类有较大差异，这就限制了MCMQ在国内的推广应用。为此，作者通过分层取样，以特定的各类临床病人650例为对象（包括癌症100例、慢性肝炎和肝硬化92例、心、脑血管病175例、消化性溃疡60例、糖尿病43例、慢性支气管炎64例、慢性肾病42例、神经症39例和慢性皮肤病35例），对MCMQ进行标准化分析。

MCMQ原文及背景材料由Feifel本人提供，原文含19条目囚。根据背景材料，由三位医学心理工作者分别翻译，然后结合作者以往工作中已使用的中译本，逐条加以对照讨论修正后形成正式MCMQ中文条目。原问卷的“屈服”因子仅含4个条目，这次按原意另增一条目，故中文本含20条目。

       

650例病人的MCMQ中文本测查结果通过因素分析获得三个因素。除2个条目互换位置外，该三因素的条目构成与原作者基本相同，故仍将其命名为面对(confronce)、回避(avoidance)和屈服(resignation)。各条目相应的因素负荷值均>0.35；条目与因素相关分析显示各条目与相应的因素分有高相关而与另两个因素分则呈低相关；三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69， 0.60和0. 76a各因素两两相关系数均较低：“面对”与“回避”0.14，“面对”与“屈服”0.05，“回避”与“屈服”0.03。36例4周后三项因素分的重测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85和0.69。以上所有结果结合以往文献均显示中文MCMQ信、效度尚满意。

使用方法

MCMQ由病人按指导语自行填写，病人按照自己情况在各条目后面所附的4项答案中各选取一项。各项目按1-4四级计分，其中有8个条目须反评计分。“面对”量表分由1，2，5，10， 12，15， 16， 19各条目分累计；“回避”，量表分由3， 7， 8， 9， 11， 14， 17各条目分累计；“屈服”量表分由4， 6， 13， 18， 20各条目分累计。650例各类病人的结果为“面对”=19.48±3.81（X±SD），“回避＂=14.44±2.97；“屈服”=8.81±3.17。

应用价值及注意事项

Fefeil H等曾将MCMQ使用于致命性疾病病人和非致命慢性病病人，发现“面对”、“回避”和“屈服”三种应对策略与病人的人口学、疾病以及心理方面等多种变量有联系，例如那些康复希望渺小的疾病病人可能更多地采用“屈服（接受）”应对策略闭。国内各文也显示，“回避”策略似乎有利于癌症病人的心身健康；“屈服”与上腹部手术病人术前焦虑和术后多项消极体验指标成正相关，而“面对”也与术后肠道排气时间和止痛药用量成正相关；住院肝硬化病人倾向于使用面对（求助／关注）和屈服（失望）应对策略等，对650例各种病人的应对量表分均值作综合分析显示：女性较男性、50-59岁较30岁以下及70岁以上、高中以上文化较高中以下文化、糖尿病及慢性肾病较溃疡病等、病期2个月以下较2个月以上等各组别的“面对”量表分为高；39岁以下较39岁以上、大学文化较大学以下文化、慢性肝病及神经症较心脑血管病等各组别的“回避”量表分为高；女性较男性、50岁以上较50岁以下、小学文化较小学以上文化、农民较干部、神经症及皮肤病较溃疡病等、病期越长较病期越短各组别的“屈服”量表分为高。（以上均p<0. 01)可见MCMQ在临床病人的疾病应对方式研究中具有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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