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在局势紧张或者冲突的时候总是得到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顾问们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大基本派别。一类为鹰派，他们倾向于强制性行动，更愿意使用武力，很可能怀疑妥协的价值。对于海外的敌人，他们常常看到只知道武力语言的一贯搞对抗的政权。另外一类为鸽派，怀疑武力的效果，更愿意通过政治办法来解决冲突。在鹰派看到敌意和对抗的地方，鸽派常常能指出对话的微妙机会。

因为鹰派和鸽派相互争斗交手，人们希望决策者听从各自的优点，认真评估利弊后选择行动方针。趁早打消这个念头。现代心理学显示决策者在辩论之前就预先相信鹰派顾问了。虽然鸽派主张有相当说服力，有数不清的理由，有些理由与政治或者战略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鹰派观点的偏见先天存在于人类思维中。

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人类在判断情形或者评估风险时的一些可以预测到的错误（心理学家称为偏见）。这些偏见在实验室和现实生活（大部分和国际政治没有联系的情形中）中都能得到证实。比如，人们很容易夸耀自己的力量。80%的人相信我们的开车技术比一般人要高。在潜在冲突的情况下，同样乐观的偏见让政客或者将军更能听进去过高估计战争后果的顾问的主张。这样的预设立场常常在冲突的双方领袖身上都有，因而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事实上，当我们拟定过去40年来心理学研究发现的偏见清单时，我们发现结果让人惊讶：清单里的所有偏见都指向鹰派。这些心理上的冲动，我们在本文中只谈论其中个别内容—让国家领导人夸大敌对国家的邪恶企图，误判敌人的自我评价，当敌意出现后过分乐观，在谈判时不愿意做必要的妥协让步。简而言之，这些偏见很容易让战争开始，很难让战争结束。

但这并不是说鹰派总是错误的。人们只需要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鹰派和鸽派之间的辩论就很容易明白鸽派常常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普遍存在有些故意表现鹰派偏见的强烈主张。比如，我们在接受危险的敌人的承诺之前要求准确性概率超过一半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考察的偏见往往超过了谨慎原则的界限，不再是仔细考虑的产物了。我们的结论不是说鹰派顾问一定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在不配占上风的时候也占上风。

视野问题

有几个著名的实验项目考察了人们评价对手的智慧，谈判的意愿，敌意，以及看待自身立场的方式。结果是让人清醒的：即使在人们意识到背景和对方行为可能的限制时，他们在评价对方动机的时候也往往对这个因素不予考虑。但是，人们仍然假定外面的观察家抓住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限制。在高度警惕的部队，将领们几乎本能地承受不起忽略这点的代价。

比如，想象一下你被安排进入一间屋子，观看一连串学生关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ávez）政策的演讲。事先有人告诉你学生们被指定了任务要么攻击要么支持查韦斯，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假如人家要你评价这些学生的政治倾向，精明的观察家当然要考虑背景因素，然后按具体情况做出评价。一个发表热情洋溢支持查韦斯演讲的学生或许不过是完成一个作业而已，并不能因此就表明他真实的态度。可实际上，许多实验发现人们大部分把支持查韦斯的演讲者认定为左派。即使认识到影响他们判断的背景因素，往往也不予考虑。相反，他们试图从这个人的行为中扑捉显示本性、性格、或者连贯动机的蛛丝马迹。这样的偏见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至于社会心理学家给出了玄虚的标题“基本归因误差”（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冲突情景下的失败影响是致命的。一个与外国政府进行紧张谈判的决策者或者外交官可能观察到该国代表者大量充满敌意的行为。这些行为中的有些内容确实是充满敌意的，可有些不过是别人对现状的自然反应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把别人的行为归结为深刻敌意的人最容易解释自己的行为是被敌人逼到墙角的结果。冲突双方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别人挑衅的反应是夫妇吵架的典型特征，在国际间的冲突中也常常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将参战的每个国家的领袖都觉得自己没有对方那么充满仇恨。

如果人们对解释对手的行为方面知识不足，他们同样在理解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形象时非常蹩脚。偏见可以在国际危机处于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来，当信号很少在外交官或者将军觉得清晰的时候。想想误判，错误理解对手意图导致的鹰派糟糕结果的明显例子—朝鲜战争吧。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迅速向朝鲜半岛挺进，华盛顿的决策者在辩论要前进多远，并试图预测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相信“没有任何可能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头脑中意识到联合国军队的威胁性意图。”因为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对中国的意图不是仇视的，所以觉得中国人也明白这点。因此，华盛顿没能理解中国的干预是对威胁做出的反应。相反，美国人把中国人的行为看作对美国人极端仇视的表现。现在有些历史学家相信中国领袖实际上已经把前进的联合国军看作对对中国政权的威胁了。

满不在乎的乐观主义

过分乐观是心理学家发现的最著名的偏见了。心理学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比实际上更聪明，更有魅力，有超出一般的才华，往往高估未来的成就。人们还往往有“控制的幻觉”。人们再三夸大控制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后果的能力，即使当后果实际上是偶然性的，或者被别的因素所决定。不难认识到这个错误导致了美国的决策者误入歧途，在他们对伊拉克展开地面战的时候。

实际上，乐观偏见和控制幻觉在导致冲突的过程中特别常见。鹰派喜欢军事行动而不是外交手段常常就是建立在胜利能够很容易很迅速完成这样的假设上。冲突支持者的一些认为伊拉克战争将是“步态竞赛”（cakewalk）的预言是鹰派一长串糟糕预言中最新的例子。毕竟，华盛顿精英把美国内战中第一场重大战役看作交友活动（social outing），联邦军队非常肯定可以轻松收拾叛乱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法国陆军参谋长将军卡斯特诺（Noel de Castelnau）宣称“给我70万军队，我将征服整个欧洲。”实际上，造成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的几乎每个决策者都不仅预测自己会胜利，而且是个相对迅速和容易的胜利。这些错觉和夸张不能仅仅作为不充分的，不准确的信息造成的。通常在每个军事冲突开始的战争双方都能发现这样乐观的将军。

如果评估自己一方在武装冲突中的结果时采用乐观的看法，那么，在评价对方的妥协时往往是悲观情绪盛行。从心理学角度看，我们不仅倾向于接受鹰派关于战争的叫嚣，而且倾向于反对妥协让步的办法。某些东西一旦是对方给予的就被看作价值不大的本能在学术界被称为“反应性贬值”（reactive devaluation）。被看作是对手的一方做出的让步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建议的内容。内容本身不重要，关键是看谁说的。因此，美国决策者对德黑兰政权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心存疑虑。这些怀疑有些确实是根据以往经验理性思考的产物，但是有些疑虑可能来自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故意的贬低对方建议价值的结果。

证据显示这个偏见是敌对双方谈判时很大的拦路虎。在一个实验中，以色列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和平计划评价就不如对自己的政府色列起草的和平计划高，虽然和平计划是一样的。亲以色列的美国人看了据说是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假设性和平计划，就认为里面充满了袒护巴勒斯坦人的倾向，但如果说这是以色列人起草的，他们就说这个计划比较公平合理。

双倍或者什么也没有

决策者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很明显鹰派常常占上风。一旦打响了第一枪，这些优势就消失了。因为战略考量已经转移到战争的胜负，承受的伤亡代价，人类决策行为中新的过敏反应就出现了，我们根深蒂固要减少损失的厌恶。比如，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选择：

甲：肯定损失890美元。

乙：损失1000美元的机会是90%，不损失一分钱的机会是10%。

在这个情形下，大部分的决策者会选择乙，即使甲在统计学上来讲更划算。人们更愿意为了潜在的损失避免实实在在的损失，即使面临损失更多的风险。在冲突中如果情形变得糟糕，对减少损失的厌恶，常常加上一厢情愿的乐观，很容易主宰对损失方面的算计。这种心理因素的酝酿过程导致冲突持续更长的时间，本来理性的观察家已经清清楚楚看到必然的结果了。许多其他因素同样促成结果往这个方向来，比如把国家引向失败边缘的领导人，如果冲突比预期的长，放弃战争的后果往往不严重，虽然对于他带领的民众来说非常糟糕。

美国决策者在越南和当今的伊拉克都面临这个两难的困境。现在就撤军就是接受肯定的失败。所以这个选择肯定没有吸引力。继续留在伊拉克肯定相对来说吸引力大些，虽然成功的机会渺茫，推迟失败的代价更高。

当然，鹰派可以引用近代史上很多时刻，说明军队达到了预期效果，敌人仍然坚持不懈充满仇恨，或者早点动用武力效果更好。倾向进攻性后果的心理学偏见的明显证据不能解决鹰派和鸽派永远存在的辩论，也不能给国际社会指出在伊朗或者北朝鲜问题上的清晰方向。但是了解多数人拥有的这个心理偏见至少帮助确保鹰派不至于得到不应该得到的支持。

作者简介：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黑金斯（Eugene Higgins）心理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管理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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